年2月，农业农村部发布了《到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》，明确了到年力争实现农药使用总量零增长，并提出要“大力推广应用生物农药、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，替代高毒高残留农药”。
年6月，农业农村部发布了《关于加强管理促进农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农农发〔〕4号），意见指出要“积极发展生物农药”、“支持生物农药登记”，生物农药的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。在谈中国生物农药管理法规特点之前，先说说什么是“生物农药”？我国农药管理法规其实并未对“生物农药”的概念进行定义，但“生物农药”的字样仍不时出现在官方文件中。一般认为，我国的生物农药范围可参考《农药登记资料要求》（农业部号公告）的相关定义，以下就直接称作“生物农药”，主要包括以下3类：1、生物化学农药：应同时满足以下两个要求，一是对防治对象没有直接毒性，而只有调节生长、干扰交配和引诱等特殊作用，二是天然化合物（允许人工合成，但结构应与天然化合物相同）。此类成分有14-羟基芸苔素甾醇、冠菌素、氨基寡糖素、香菇多糖、几丁聚糖等。2、植物源农药：是指有效成分直接来源于植物体的农药，此类农药成分主要有苦参碱、藜芦碱、除虫菊素、香芹酚、小檗碱、大蒜素、蛇床子素等。3、微生物农药：是指以细菌、真菌、病毒和原生动物或基因修饰的微生物等活体为有效成分的农药，如苏云金杆菌（Bt）、白僵菌、绿僵菌、木霉菌、核型多角体病毒等。植物源生物农药：苦参碱除以上3种以外，还有2类特殊的类别，常常被混淆在“生物农药”之列。一是天敌生物，如赤眼蜂、捕食螨等，此类生物在《农药登记资料要求》（农业部号公告）以前的规定中，被作为“农药”成分，但现已移除需要登记的农药成分之外，可称作“生物防治”。二是发酵生产的农用抗生素类，如阿维菌素、多杀霉素、嘧啶核苷类抗菌素、宁南霉素等成分，在登记管理法规中，并不享受与“生物农药”同等的待遇，也不宜归于生物农药类；在生物农药的登记要求方面，与其他农药成分存在明显的差异。尽管年发布的《农药登记资料要求》（农业部号公告）中，对于生物农药的资料要求相对于之前有所提高，但相较于其他农药成分，还是相对宽松，正是这种“宽松”，才体现了对生物农药管理的科学性。生物防治：天敌生物农药的管理法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1、根据不同生物农药的特点，量身“定制”不同的管理政策：如针对植物源农药，使用“植物材料名称+提取物”方式进行命名，指示成分的含量范围设定为“±25%X（X为标明含量）”，使用化学指纹作为植物源农药的定性鉴别方法。2、大幅降低安全性评价试验要求：如生物化学原药不需要提供生殖毒性、致畸、慢性和致癌性、代谢和毒物动力学等毒性试验；植物源农药母药在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作为保健食品、食品添加剂、药品成分使用的，在查询到相关数据的前提下，也可以免除上述毒性试验。环境影响试验也从化学源农药原药要求的35项，减少为生物化学农药原药4项、植物源农药母药13项。并且生物农药一般不需要提供农药的风险评估报告。3、缩短试验周期：化学源农药田间药效试验，杀虫、杀菌剂需要做2年4地，植物生长调节剂和选择性除草剂做2年5地试验，但针对生物化学农药、植物源农药和微生物农药，可相应提供1年8地或1年10地试验报告，试验周期可缩短1年。4、适当科学地降低试验要求：比如原药全组分分析试验方面，化学源农药需要对全部组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，包括0.1%以下的相关杂质和0.1%以上的所有组分，而针对植物源农药，仅需要对指示成分、相关杂质和溶剂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提供5批次的产品化学指纹图谱。
由此可见，国家相关部门对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非常大。但反观我国生物农药的占比，与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等国家的差距巨大，美国生物农药的占比甚至达到35%左右。我国气候和地质条件多样，自然资源丰富，为生物农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。在中国走生物农药的道路，必定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