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礼随想
记得三十多年前，结婚的人家发出邀请，同事或朋友们买一对保温瓶，写上一连串的名字塞在里面，就可以心情坦然地去“上礼”赴宴了。如果一个人出到五元钱就已经很阔绰，而且关系非同一般。想起来那时办喜事的一方似乎并不计较礼的厚薄，只要有“礼”就行，即使无“礼”也欢迎“捧场”，照样喝酒吃饭——当然很少有白吃白喝的。那时凡能张罗起来的人家，办喜事总要请请客的，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请客。一场喜事办下来，东家总要破费一些。所以结婚前要尽量准备充足的钱才能应付。那时提倡的“婚事简办”，反对大操大办，大概就是针对这种破费而来的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情况就不同了。这不同不只是体现在婚礼的排场和礼价的增长上，还在于双方在请与被请的关系上有些说不清。通常是办喜事的一方不仅不用破费，还要挣钱。有点权势的或款爷这一类人家自不必说，就是寻常百姓家，一场喜事下来也要剩个几千甚至几万。剩钱的多少基本上是同身份的高低和富有的程度成正比的。但东家却仍然要说：“我家什么人结婚，请你到时去喝酒。”正应了那句话：“我请客，你掏钱”。结婚请客，上礼赴宴，这都是人之常情，无须非议；今天的二百块钱相当于过去的五块钱，也可以说明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大大的提高了。但象我这样的工薪阶层总有一种跟不上形式的感觉——礼价的上涨比工资的上涨快得多。这类礼节性的应酬实在已经成了生活中的一个沉重的负担，如果一个月有四五次这样的事，全月的工资就差不多都用来喝喜酒了。有时不得不采取逃避的策略，当得知某人（一般关系）或其亲属要在最近某日结婚，便躲着几日不和他见面，使他没有机会当面提起邀请。事后再煞有介事地厚着脸皮说：“你看，这事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”以推却未去喝喜酒的责任，并保持较为浑和的关系。如果能够礼尚往来，今天你有借口，明天我也有机会，这笔帐还有个算头，怕的就是有去无来，只出不进。也许人们发现了“请客喝酒”是一种十分体面而又毫无风险的创收手段，所以请客的理由是越来越多，成为了新的个人经济增长点。比如生日、乔迁、工作调动、开业典礼等都要请客，单是在孩子身上就有满月、百天、抓周、几岁生日、上大学等多次开发的机会。客是来得越多越好，只要是能说上话的都要热情邀请。所以我常常为有人突然因为什么事请我喝酒而感到心惊肉跳，那种感觉真象鲁迅先生说的：“平素不大交往的人，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，上面印着‘为舍妹出阁’，‘小儿完婚’，‘敬请观礼’，或‘阖第光临’这些含有‘阴险的暗示’的句子，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”如今正是金融危机，平常百姓人家花钱都格外小心，消费额度有所降低，惟独在随礼这件事上无法省钱，而且还在攀升。我想，如果把这些钱花在生活消费上，或者还可以拉动经济，有利于民生和增长吧。若说结婚办喜事是为了挣钱，未免有些促狭，关系非常拿出几千几万来也是个人愿意，别人无权议论。然而让囊中并不丰厚的平民百姓也来顺应这种潮流，确实有点强人所难。礼价的上长是那些“先富起来”的人推动的结果，所以我想，尚未富到可以挥金如土的人们，能不能不去追赶这种时尚呢？也许办喜事的人家并不计较礼的多少，你就拿个三十二十的东家也不会拒收，而且足够吃喝，不会赚东家的便宜。但想到要写上礼单，这就似乎是永久的耻辱了。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，即使是瘦驴拉硬屎，也要挺着，礼钱总要“拿得出手”才行。我想，在“随礼”这件事上，还应当根据自己的腰包来说话。我们确实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凡事都要大操大办，大吃大喝的风俗，但从个人利益考虑，总不能为了面子而去借钱随礼吧？关系好不在这一时一事，相处的日子长着呢。